2.理性和本体。西汉末期，作为当时学术的一个支流，具有隐士风范的严遵己经开始注意对先秦道家思想进行某种思辨性的处理。他这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道德指归》一书中。早于后来的玄学家，严遵己然着手将儒家经典《周易》与道家典籍《老子》相会通，并注重对“万物之本”的抉发和阐述。

作为道家自然主义的承继者，严遵的主旨仍是“虚静为万物之本”，但他强调指出了在变化的事象中把握“本”、“根”的重要性：虚实相归，有无相生，寒暑相反，明晦相随。阴消而阳息，阳息而阴消；本盛则末毁，末毁则本衰。天地之道，变化之机也。凡此数者，聪明之门，情伪之根，嫌疑之尺寸，眩耀之权衡也。因其本，修其无，开以天心，督以自然，要而推之，约而归之，察近知远，观复睹反，闻名识实，见始知卒，听声见形，以喻得失。

(《老子指归（卷之七）•信言不美篇》）

应当指出，严遵在表述中对“本”、“根”两个概念还没有作出层次上的区分，因而留有明显的阴阳气化痕迹。然而，以“本盛则末毁，末毁则本衰”为天地之道、变化之机的重要内容从而主张“因其本，修其无”，表明严遵对《老子》之道的诠释隐隐然有着开后世玄学之先河的意味。事实上，严遵也的确提出了一些比较接近玄学的命题，如：“形于无形，事无不理。穷于无穷，极乎无有，人能雕琢，复反其母，既复又反，为天下本。”（《老子指归(卷之三）•天下有始篇》）严遵学说这种对于玄学的先导意义，曾为历史上个别学者所注意。宋代的晁说之在为王弼《老子注》撰写的《记》中就曾指出：“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遵）之流也。”

严遵之后，扬雄承其学，进一步从事《周易》和《老子》思想的会通。其结果，是抉出了《老子》体系中的“玄”来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世界图式。当然，扬雄的主要著作《太玄经》，从整体结构上看无疑仍以“气性”的宇宙生成论为主。但他对“玄”的独特阐释已经突破了一般气性论的特点，注意强调其无形无名的本体特征：“玄者，幽搞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神明而定摹，通同古今以开类，搞措阴阳而发气。”（《太玄搞》）这大概便是扬雄自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法言•问道》）的自得境界。

然而，迈向抽象理性的关键一步，却是由刘劭撰写的《人物志》一书完成的。两汉之际，品评一个人高下的标准，主要是看他的言行是否符合“名教”所要求的德性，其标准实际上非常具体和质朴。东汉末年，这种具体的品评标准经不起时代的变动，开始显出气性论所必然具有的异质、驳杂、结聚等等特性，从而表现出一种随机和多元的色彩。据《后汉书•许劭传》记载，当时的名士许劭在品评曹操人品时，说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听了就非常高兴。这一现象表明，立足于具体判断的价值标准，在王纲解体的动荡时代中己经不能起到太平时期那种制约作用了。刘劭的《人物志》体系，便是顺应了汉末魏初“综核名实”的要求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