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对文字学的影响是间接的，中间经过了《易传》的传递，所以线索不若《周易》与《诗经》或《春秋》间那么明显。

据张政烺《六书古义》的意见，古代所谓“六书”是指“六甲”而言，是干支配合六十循环的书法，而不是汉以后所说的六书。最早的六书说见于《汉书•艺文志》，名目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汉志》是根据刘歆《七略》而作的，这个“六书”说，大概是刘歆的一家之言。然而他为什么用了四个“象”字？这点与《周易》的取象不能说没有关系。《易系辞传》中就已经提出了“象”、“形”两个字，而且还发挥了“象”的意义。那里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说：“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尤其后面两句说明了四象的用意和系辞的主旨。孔颖达《正义》说：“易有四象所以示者，庄氏云：‘四象谓六十四象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这种解释显然是根据很早的材料。象形与实象，象事与假象，象意与义象，象声与用象，四者的意义差不多。况且《周易》的《十翼》，屡用转注和假借的方法解释经文。例如《象传》中说：“离，丽也。咸，感也。”就是用转注的方法解释卦名。又例如“象曰‘天行健”’，据何楷《周易订诂》云：“健者，乾之德也。”以卦之德来引申卦义，所以说是“天行健”。《春秋》以“元年”称“一年”，以“正月”称“一月”，也是以时之德纪年，这显然是一种假借的方法。根据这种解释经文的方法，加上古已有之的拆字方法。（如《左传》的皿虫为蛊的解说等）渐渐就有了六书的理论。下面举《左传》昭公元年的例子，表示《周易》的设象与拆字的影响。

皿虫为蛊；榖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彐=皆同物也。

蛊卦是艮上巽下。艮是山，巽是风，所以“风落山”是《周易》的设象。这和“皿虫为蛊”这字形分析的极相似。从这一例中就明白《周易》的设象与字形分析的关系。《说文解字》里也常用这类方法分析字形，例如“示”字下面说：

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三垂，日、月、星也。

《说文》里用这类方法解释文字的例子很多，也该受《周易》设象的影响。况且《说文》凑足五百四十部首，五百四十就是六与九的乘数。而战国以后《周易》阴爻称六，阳爻称九，与《说文》部首的数目恐怕也有些关系罢。——这六和九两个数目并还影响到政治的组织，如六官、九卿等。再者，《说文》部首排列的方法，似乎也受《易传•序卦》的影响；起于一而终于亥的顺序，包括天地演变的哲理，与《序卦》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