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易》与中国文化的几点思考，当人类跨入了一个自觉地以自身为主要认识对象的时代以后，谜一样的东方文化以其缤纷的色彩转变了一大批学者的视角，引起了他们深沉的反思，终于像聚光镜下的太阳一样，形成了一个闪光的热点。那么，作为东方文化典型的中国古文化，是通过一个什么中间环节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的传统的？是《周易》。正是这部经过长期积淀的、不足五千言的“圣典”，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深远的、决定性的影响。

《周易》是古代卜筮之官在三代以来积累起来的非常丰富的卜筮记录的基础上整理编纂而成的一部预测吉凶的法典。它的最后成书，当不晚于春秋中叶，但要追溯其原始，则可推极于初民们的征兆迷信。在当时，他们的自我意识还未获得真正的独立。于是借助某种神秘的预兆来决定和推测自己行事的可否与吉凶，便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它也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周易》形成如今这样一种固定的框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衍化过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周礼》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连山》、《归藏》不可得见，但近年来安徽阜阳、湖北江陵以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易简与帛书，无论卦序或卦爻辞，都与今本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说明卜筮这种迷信活动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在不断的筛选和规范化。甚至可以说，《周易》是我们的先民有自己的文明史以来的文化活动的伟大成果。这是先民们站在自己的实践水平上，直观地、经验地反映得来的成果，是他们对天地万物的因果联系的最高抽象。正如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人《易》，故《易》说愈繁。”唯其如此，它才被学者们理解为只有用符号表示出来的公式而没有数目字的“宇宙代数学”。唯其如此，它才成为孕育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素质的重要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