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道”和“神”等一系列范畴。《易传》当然不会满足于上述现象的描述，而是要探寻其中的规律。也就是说，天地万物是如何产生的呢？《易传》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着“阴”、“阳”二气，天地万物的产生就是“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结果，所谓“阴阳相薄”（《说卦》而阳性事物的特点在于刚健，阴性事物的特点在于柔顺，所以阴阳的对立也就具体化为“柔”、“刚”的对立，所谓“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咸•彖》）。类似的说法在《易传》中随处可见：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乾•文言》）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坤•文言》）

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系辞上》）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同上）

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

刚柔者，立本者也。（同上）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同上）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

乾，健也；坤，顺也。（同上）

乾刚坤柔。（《杂卦》）

从而，阴阳刚柔的对立、转化和统一也就成为大千世界的规律，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卦》），最终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的总的原则和规律。那么，阴阳之“相摩”、“相荡”、“相推”的具体变化特点又是怎样的呢？《易传》用一个“神”字来概括，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说卦》）。这里的“神”并无神秘的色彩，不过是对万事万物之变化特点的一种概括和描述。这种描述首先承认了事物变化之“不测”的特点，其实也就是其颇难认识之处，这自然是与科学发展的程度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相联系的，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描述并没有推向有神论或不可知论，而是认定事物之阴阳的转化乃是复杂而多变的，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系辞上》）。这种认识水平未必非常之高，却既是实事求是的，更是抓住了事物发展和变化的某种要害之处。所以所谓“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更多的是一种自信，认为用“神”字来概括阴阳刚柔之“相摩相荡”的特点乃是非常合适的。这种自信，还不仅在于“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概括本身，而且更在于进一步地要求人们主动适应事物的多变，所谓“变通者，趋时者也”，所谓“唯变所适”(《系辞下》）。也就是说，尽管“阴阳不测”，尽管“无方”、“无体”，人却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仍•然可以适应其变，仍然可以“自强不息”。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实际上一点也不神秘，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系辞上》），所谓“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系辞下》），通其“变”也就知其“神”，而致于“用”才是最终的目的。

可以说，刘勰正是通其“变”且致于“用”之人。《夸饰》有云：“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这里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乃是《周易•系辞上》之语，这说明刘勰的所谓“道”，与《周易》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这种关系的最明显之处，是刘勰经常用“神”的概念来说明“道”的特点。这里所谓“神道难摹”，正是用“神”来表现“道”的“阴阳不测”的特点。’《原道》篇既用“自然之道”来说明“文”之自然而必然，又数次用“神理”一词说明“道”的特点，认为“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其与《周易》的思想是极为一致的。《征圣》篇说：“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此类与《周易》相通的论述，在《文心雕龙》中随处可见。《宗经》篇说：“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可见刘勰确乎是深通《周易》言“道”、“神”之三昧的。至于上述刚柔、通变等思想，更为刘勰借以“论文”，而成为《文心雕龙》之重要的文学观念。《风骨》篇所谓“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文明以健”等等，其与《周易》的联系是显然可见的。《通变》一篇则从篇名至内容，无不渗透着《周易》所谓“通其变”（《系辞上》）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