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学者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周易》的文学思想与《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联系。在这方面，郭维森1982年发表的《〈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一文，是在这方面研究中发表时间较早，而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作者在文中指出：

《易传》的哲学思想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以前出版的文学批评史注意到这一点，曾有所论述。如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对于文学的点点滴滴”一节，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有“《易传》所表现的文学观”一节。合观二书，《易传》中的文学观念都已概略地提到。但是，随着对《易传》哲学价值的认识的提高，其文学思想还有进一步详加阐述的必要，尤其是《易传》文学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更需要认真地探讨，

作者认为，在《易传》的文学思想中，“象”与“变”这两点尤其值得重视。他指出：易象模拟自然因而文章也源于自然；刘勰所谓“文原于道”，而道即指自然之道；文源于自然之道可说是《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他还仔细地分析了《易传》中“变”的观念以及“言不尽意”、“修辞立其诚”等观点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

关于《周易》的“通变”思想对《文心雕龙》文学思想的影响，除了敏泽、郭维森的上述论文作过论析之外，马茂元、刘建国等人的论文也对这一问题作过较详细的论述。

马茂元在中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周易》的一句名言，符合于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然而把它具体地运用到文学理论上，则自刘勰始。

马茂元认为，刘勰创作的《通变》篇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他指出：

《通变》是《文心雕龙》下篇中重要的一篇。它从理论上提出了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以阐发，反映了刘勰进步的文学历史观，与《体性》、《风骨》、《情采》、《时序》等篇相表里。

马茂元在文章中还论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如何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文章最后作了这样的小结：“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是‘通变’的精义之所在。”

建国的《“通变”杂谈》，虽然题为“杂谈”，但并不“杂”，而是专论“通变”的学术论文。作者认为，“马茂元先生、郭晋稀先生等前辈已经早就把‘正论’做了，轮到我自然只好写几句杂谈了。”在这篇“杂谈”中，作者论述了刘勰探索“通变”的历史原因；阐释了《通变》之义；论析了《通变》与《系辞》的联系；论证了刘勰是个发展论者，他在《通变》中所提出的“会通”与“适变”的理论是宣传文学革新的理论，并非鼓吹复古。由此可知，这篇论文对《通变》篇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