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五经”内容的侧重及其在西汉的发展状况，就会发现，这一使命非易学不能完成。《春秋》公羊学至董仲舒达到顶峰，而后没有什么发展;就《尚书》学来看，夏侯胜师从夏侯始昌学习《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又拜蔺卿为师，后为《尚书》学博士，但就其所进谏言来看，不过是本之《洪范传》“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之语;《诗经》发展到纬书阶段才有“四始”“五际”之说;礼学方面，汉儒所努力的是恢复古代明堂的制度。易学最初就是推演天道、预测吉凶的方术，有着一套比较成熟的象数手段;自战国以来，又在阴阳变易思想指导下建立起完备的义理体系。这使易学较其他四门经学更容易吸收新思想、建立新体系。并且，就历史来看，秦始皇焚书坑儒，却不禁卜筮之书，无疑为民间易学朝着数术化的方向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西汉易学的发展，可以说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数术之学的吸收与改造的活动。尽管西汉中前期的易学著述现存的很少，我们仍可以通过《汉书》的记载看出易学逐步走向数术化的端倪。较孟喜稍早的汉宣帝重臣魏相，《汉书·魏相传》记载他“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构建了一个以八卦配四时、五方(五行)的模式。魏相袭用《易阴阳》等民间易学数术的意义在于其传递出了一个信号，要在易学的领域内完成对天人感应之“术”的构建，实现易学占验天道、预测灾异的功能，就必须从民间易学及数术之学中汲取营养，这说明了易学与数术之学的融合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趋势。

所以说，《易阴阳》之类的书籍在西汉中期勃然出现并流行，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易学大家孟喜，亦是得益于《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等数术易学，从而奠定了西汉卦气易学的基石。

孟喜之后，《汉书·儒林传》中记载焦延寿“尝从孟喜问《易》”。关于焦延寿的易学特色，《汉书·京房传》提及其易学“以候司先知奸邪，盗贼不得发。……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可见焦延寿易学继承了孟喜易学所构建的占验体系，并付诸社会政治的实践之中。

焦延寿之后，京房继续沿着官方易学对民间易术的吸纳、改造、整合的发展轨迹，把人们对自然变化的知识以及汉代的政治秩序，纳入易学的研究之中，并由之创立了卦序八宫说、卦爻纳干支说、卦爻五行说以及卦气说等，从而形成了天、地、人、鬼相统一的象数系统。其目的是使易学成为占验天道的真正工具，为建立清明的政治秩序发挥指导作用，从而最终构建起自孔子以来历代儒家学者理想中的圣王政治。京氏的努力，完成了董仲舒没有构建完毕的“天人感应”体系的另一面——天人感应目的论下的占验体系，在易卦的体系内实现了新天道与新占术的完美统一。虽然京房以身殉道，但以京氏易学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占验体系自此成为汉人推演天道的最高权威，从来没有被两汉人怀疑过，这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经学史发展，奠定了《易》为“五经”之首的经学发展格局。